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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资
艺术品的本体价值和象征价值
 
文:马继东
 
 

在经营活动的统一前提下,市场中流通的艺术品毫无疑问地具备商品的价值属性;同时,作为兼具“审美性”“原创性”“唯一性”等属性的特殊商品,艺术品的价值维度较普通商品则更为多元与复杂。


围绕如何衡量、评估艺术品的价值这一难题,西方不少学者都曾有过不同角度的论述。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结合当下市场情况,本文试图通过本体价值、象征价值和经济价值三个维度对艺术品的价值作较全面地阐述,探讨本体价值和象征价值如何对艺术品的经济价值发挥影响,即艺术品价格的成因。其中,本体价值包括创作价值和审美价值,象征价值包括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艺术品本体价值在经营活动中的体现


艺术品的创作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产生均基于艺术品本身,前者强调物理成本,主要针对创作者及经营者;后者强调精神感知,主要针对消费者,二者共同构成了艺术品的本体价值。


艺术品的创作价值,主要指艺术品在创作过程中所耗费的材料、人力和时间,以及艺术品在市场流通前后和流通过程中所耗费的一切资源所累加的价值总和。与之对应,所耗资源的货币表现即对象化费用,即可称为创作成本。


在经营活动中,成本是商品价值的重要组成。对艺术品而言,创作成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正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又兼具审美性、原创性和唯一性等多重特殊属性,因此,成本之于艺术品的价值,尤其是经济价值的重要性要远低于普通商品。


在今天的市场条件下,艺术品的创作成本主要体现为材料成本、人力成本、时间成本、保存成本和推广成本。其中,材料成本是最易量化评估的一项。同时,针对不同的艺术品类,材料成本在艺术品价值中所占比重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讲,材料耗费越低且强调非功利、非实用属性的艺术品,材料成本在其价值中占比也越少,有时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如中国画中的纸本水墨;反之则占比越多,如工艺美术作品中的玉雕摆件。


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是指创作者为完成一件艺术品,在材料之外所耗费的特殊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同为艺术品创作加工过程中所耗费的资源,二者与创作成本的价值占比规律类似。如在以工艺美术作品为代表的装饰艺术品和实用艺术品中,材料、人力和时间成本的价值占比往往更高。此外,在艺术品市场中,针对同一类型标的物的价值评估,有时会参考人力和时间成本的横纵向比较。如书画市场中,同一艺术家在不同年份的创作数量差异,不同绘画类型在创作速率上的差异,不同作品的尺幅大小差异(尺幅也是一件书画作品创作过程中材料、人力和时间资源耗费的直观体现),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对艺术品经济价值的判断。尽管如此,由于创作者在艺术品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脑力和心血无法以成本量化统计,因而不论价值占比高低,都不能简单地以材料、人力或时间成本去衡量艺术品这门凝聚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精神产品的价值。


在艺术品的创作价值中,保存成本和推广成本是在艺术品在市场流通中所耗费资源的对象化费用,二者虽在创作的物理过程之外,却又与创作生态息息相关。在艺术品的经营活动中,根据作品不同的材料特征和品相质量,从包装物料、仓储温湿环境等保存环节发生的费用,到运输工具、安全保险和陈列设施等展宣环节的开销,最终都将叠加至艺术品的经济价值。


在艺术品的本体价值体系中,审美价值也可称为艺术价值或美学价值,审美价值的大小由艺术品的原创性和审美性等偏主观属性决定。相比创作价值,审美价值并不具备量化和标准化评估的客观条件,但在经营活动中,审美价值对于艺术品经济价值的影响却是至关重要的。


艺术品审美价值的界定,对广大非艺术专业的消费者而言,具有很强的模糊性、情感性、阶段性和从众性等主观性特征。在艺术品的经营活动中,面对不同美学认知基础和个人偏好的受众,对于一件艺术品审美价值的评判,某种程度上可借鉴学术圈和市场的双重认证标准,前者有美术史的定位、美术馆及博物馆的展陈、批评家的论述、策展人的选择、艺术媒体的报道等,后者依据市场需求曲线和历史成交记录等。从这个角度来说,艺术品的审美价值也包括学术价值在内。


审美价值与艺术品经济价值的关联,我们以中国画家黄宾虹(1865~1955)作品的市场表现为例说明。


2017年6月19日,在中国嘉德“大观——中国书画珍品之夜”专场拍卖会中,黄宾虹创作的《黄山汤口》从7200万元起拍,经过多轮竞价,最终以3亿元落槌,加佣金的成交价为 3.45亿元。值得关注的是,在这幅天价之作诞生前,黄宾虹作品进入二级拍卖市场已有20多年,价格从来没有突破过亿元大关。



黄宾虹1955作《黄山汤口》,171×96cm,中国嘉德2017春拍上拍,成交价3.45亿元。



在中国近现代绘画史上,山水画一代宗师黄宾虹,与齐白石并称“南黄北齐”,美术史地位可见一斑,但在艺术品市场,其作品价格指数和成交总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却远低于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究其原因,是因为社会过去对于黄宾虹作品的审美价值认识不够充分,学术圈的认证有待进一步转化为市场的认证。


黄宾虹在世时,社会的主流审美尚不能接纳他创新性的水墨艺术风格,他的生活因之极为清贫落魄。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黄宾虹作品的审美价值才逐渐被主流学术圈认可,尤其是认可他中晚期的创作才能。黄宾虹的山水画,在60岁之前画面清爽规整,受前辈影响较多,被称为“白宾虹”时期;60岁以后,他的画作逐渐浓重,尤其是75岁以后,画面层层积染,墨色浑厚,极富艺术创造性和感染力,被称作“黑宾虹”时期。学术圈对于黄宾虹艺术成就和审美价值的全新认知,在近年来教育、展览、出版的广泛传播下,又提升了书画收藏和投资市场对他的关注度,其作品的经济价值也随之不断攀升。


以最直观反映艺术品经济价值量的市场交易曲线为例,截至目前,历史价格最高的5件黄宾虹作品均为近年成交,且均为黄宾虹晚年即“黑宾虹”时期创作:创作于1955年的《黄山汤口》,黄宾虹时年90岁,2017年成交价3.45亿元;创作于1955年的《南高峰小景》,黄宾虹时年90岁,2014年成交价6267.5万元;创作于1953年的《高阁清画》,黄宾虹时年88岁,2016年成交价5635万元;创作于1952年的《山川卧游卷》,黄宾虹时年87岁,2011年成交价5290万元;黄宾虹晚年创作的《江山卧游图》(具体创作时间待考),2014年成交价4830万元。其余的黄宾虹作品高价位成交记录,绝大多数也发生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且均为其晚年精品之作,市场表现与审美趋势相符。



黄宾虹1952年作《山川卧游卷》,40.5×305cm,中国嘉德2011秋拍上拍,成交价5290万元。


黄宾虹1955年作《南高峰小景》,177.5×74cm,中国嘉德2014春拍上拍,成交价6267.5万元。


通过黄宾虹作品的市场案例不难看出,艺术品中的审美价值是一个变量,价值大小取决于学术研究成果和社会认可程度。由创作价值和审美价值组合的本体价值,对于艺术品经济价值——货币表现为市场价格,有着正向的推进作用,即本体价值越高,艺术品相应的经济价值越高,反之亦然。其中,审美价值对于经济价值的影响,往往逾越艺术品创作价值层面所产生的有序递增,有时这种推进作用甚至会形成艺术品市场价格的几何级爆发。



艺术品象征价值在经营活动中的体现


如果说,创作价值和审美价值是基于艺术品本体产生,对本体价值的理解和讨论也可以围绕艺术品展开,那么,对于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这类已然跳脱出艺术品物质层面的形而上的象征价值,我们又该如何辨识与衡量?


引述荷兰伊拉斯谟大学教授克莱默(Arjo Klamer)在《文化产品的社会、文化和经济价值》(2001)中的一段话,“人们认为它是一些事物的象征,一个国家、一个社群、一种传统、一种宗教和一个文化事件的象征,赋予它各种超越实用性的意义,将它归类到艺术的、美学的、神圣的价值。”在他的眼中,文化产品与普通商品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正是它所具有的各种超越实用性的象征意义。此处若将文化产品作艺术品来理解,这些超越了艺术品审美性、原创性和唯一性等本体美学意义范畴,由艺术品衍生出的有关国家、社群、传统、宗教、文化、历史等象征意义组合而成的价值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艺术品的象征价值。


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是艺术品象征价值的主要构成,二者各有侧重又互有重合。历史价值强调的是艺术品作为不可再生资源所特有的史料研究价值,涉及考古学、历史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文化价值强调的是艺术品所体现出的时代特征、地域特征和社会群体特征,涉及哲学、心理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而当研究分析的对象为文物类艺术品时,对艺术品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评估必然发生重合,二者共同涉及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相比较而言,在艺术品经营活动中,历史价值的高低以及对市场价格的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研究者即买受方对于相关史料的兴趣度和重视程度,并呈现正比推动的特征。而文化价值因为参与者众、覆盖面广、内涵复杂的特点,难以被清晰界定,容易与艺术品的审美价值即艺术价值混淆。


该如何区分艺术品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呢?


比起艺术,准确定义文化更为困难。一种广泛共识的说法是,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活动产品。作为智慧群族的一切群族社会现象与群族内在精神的既有、传承、创造、发展的总和,文化涵括了智慧群族基于自然的基础上所有活动内容,是群族所有物质表象与精神内在的整体。可见,具体的人类文化内容,除了艺术,还包括一切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规范制度等有形和无形的活动产品。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艺术品的文化属性包含艺术属性,却又不局限于艺术属性,为了在价值层面上更好地区分文化和艺术,我们可将艺术品中侧重审美情感表达的个人属性部分归类为艺术价值,即艺术品本体价值体系中的审美价值;而侧重时代、地域、群体特征表达的社会属性部分归类为艺术品象征价值体系中的文化价值。


下面,我们以经营活动中出现频次较高的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铜像为例,来说明审美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在其中的内容体现,并重点分析象征价值对于艺术品经济价值形成所施加的重要影响。




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铜像,作为清乾隆时期圆明园海晏堂外喷泉的一部分,随着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分别流失海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兽首铜像开始分批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艺术品市场,且价格一路扶摇直上,涨幅惊人。进入21世纪后,通过企业家买赠等途径,牛首、虎首、猴首、猪首、马首、鼠首、兔首先后回归中国内地,龙首据某收藏家声称保存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市场曾出现过的狗首真伪难辨,其余三件至今下落不明。以上是十二生肖兽首铜像情况的大致介绍,具体的市场流通过程如下:


这组兽首铜像最早的交易记录出现在1985年,一位美国古董商在加州以每件1500美元的价格从一位退休警察手中买下了牛首、虎首和马首。经过转让,1989年,这三件圆明园铜兽首在伦敦苏富比拍卖,均被中国台湾收藏家买下。其中,牛首和虎首的成交价分别为14.85万英镑和13.75万英镑,2000年再度亮相中国香港市场时,又分别以774.5万港元、1544.5万港元的价格被中国保利集团购回;马首的成交价为18.15万英镑,2007年在香港拍卖时,成交价高达6910万港元,由中国澳门企业家何鸿燊购买并捐赠给国家。


其余的兽首中,猴首最初于1987年在纽约苏富比公开拍卖,成交价16.5万美元,买主同样是中国台湾收藏家,2000年又同样由保利在香港拍卖会上以818.5万港元购回;同样在1987年,猪首被美国一私立博物馆以15万美元的价格买下,2003年何鸿燊以600万港元购回并捐赠;鼠首和兔首2009年于巴黎佳士得共同上拍,被某中国商人分别以1400万欧元落槌价竞得后拒绝支付款项,这两件兽首于2013年由佳士得股东、法国皮诺家族无偿捐赠给中国。


上述市场交易曲线说明,圆明园十二兽首铜像的经济价值在短期内有飞速增长。以马首为例,从1985年的1500美元到2007年的6910万港元,短短22年,数千倍增幅非常惊人。在这个过程中间,审美价值、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所起的作用分别是什么呢?


先谈审美价值。这批红铜浇筑的兽首铜像分别由意大利画师郎世宁(1688~1766)设计、法国人蒋友仁(1715~1774)监修并经宫廷工匠制作,最初是作为喷泉的建筑构建存在,从艺术品本体价值的角度衡量,其装饰性和实用性大于审美性,更接近工艺美术作品的范畴。事实上,1985年以1500美元单价售出的那三件兽首,在原主人家中也是以建筑装饰物的角色存在的——牛首被悬在盥洗室的墙上充当挂钩,虎首和马首被摆在花园水池旁充当水龙头。因此,若单从工艺层面和审美属性来分析兽首的艺术价值,进而评估其对应的经济价值的话,早期市场交易的价格是相对合理的。


当然,合理并不意味着合法,在我们讨论艺术品的历史价值时,主要针对文物艺术品,这一点尤为关键。在前文分析艺术品特殊属性时也曾强调,经营活动中任何艺术品都必须满足“合法性”的属性要求,对文物艺术品而言,自是毫无例外。十二生肖兽首铜像的历史价值,主要体现为对一座曾被侵略战争洗劫一空的皇家园林遗址的史料研究价值,尤其是对两三百年以前中西合璧的建筑材料、结构和功能的史料研究价值。而这批自1860年之后被陆续盗运出境的兽首铜像,依照中国的相关法规和国际多边条约,正确做法是国家利用法律武器追索流失境外的文物,而非透过市场渠道促成文物回流。


关于文物艺术品的年代下限问题,根据国家文物局公布的最新版本《文物出境审核标准》(2007年),已将“1949年”作为文物判定的主要标准线。“凡在1949年以前(含1949年)生产、制作的具有一定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原则上禁止出境。其中,1911年以前(含1911年)生产、制作的文物一律禁止出境。”可见,在中国,文物的法定覆盖范围很广,而一切艺术品经营活动若涉及文物内容,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这也是开展艺术品经营活动的重要前提。


须注意的是,即便证明了来源的合法性,在经营活动中,文物艺术品还会面临真伪鉴定、交易权限、出入海关等诸多难题,均需谨慎对待。


再来分析这组兽首铜像的文化价值。浅层地理解,郎世宁在设计作品时,考虑到中国的民俗文化,以传统的十二生肖坐像取代了西方喷泉设计中常见的人体雕塑,分别对应十二地支即时辰。与汉唐时期流行的十二生肖陶俑、瓷俑不同的是,同样是动物首人身造型,圆明园十二兽首在雕刻技法上更加注重造型写实和细节还原,是早期中国受西方美学观念影响下诞生的雕塑作品。当然,仅这一层文化价值,远不能促使圆明园十二兽首在21世纪头十年里价格飙升。仔细观察后期几轮交易不难发现,这批兽首在从早期欧美持有过渡到中国内地持有的过程中,海外藏家、古董商、拍卖行高估值委托,中字头艺术机构和华人企业家天价买受,市场价格从百万元量级狂涨至千万元量级甚至亿元量级,其间的首要推动力,恰恰是艺术品背后隐藏的深层文化价值,即国人在交易过程中被点燃的爱国心理和民族情结。我们暂且不探讨这里面的非理性成分有多高,仅就结果而论,深度挖掘的文化价值,对于艺术品经济价值提升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不可限量的。





作者:马继东,《艺术商业》杂志及艺商传媒公司创始人,中央财经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特聘专家,为多家艺术网站、拍卖行、电视栏目及电商平台提供顾问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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