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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资
真伪之辨—谈艺术品拍卖活动中的鉴定责任划分
 
文:刘琛
 
 

境内拍卖活动的保真制度


我国的《拍卖法》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定,即“拍卖人不得在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中拍卖自己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这意味着拍卖公司只能拍卖别人的东西。对于上拍的物品,拍卖公司既未拥有过,也未使用过,因此不可能对拍品有全面的了解,包括其真伪性。但是拍卖作为一种特殊的买卖活动,买家的利益也要得到法律保护。拍卖公司不能因为拍卖的是别人的东西,就以“不了解”为由免除自己的担保责任,从而使买家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这就将拍卖公司置于了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自己不了解拍品;另一方面,要为拍品的品质、真伪等问题承担责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拍卖法》赋予了拍卖公司一系列了解拍卖标的的权利:拍卖人有权要求委托人说明拍卖标的来源和瑕疵;委托人应当向拍卖人说明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拍卖人认为需要对拍卖标的进行鉴定的,可以进行鉴定。同时,《拍卖法》也规定了拍卖人的瑕疵披露义务,即拍卖人应当向拍卖人说明自己知道的瑕疵和应当知道的瑕疵。这里所说的“瑕疵”,包括艺术品的真伪。




艺术品毕竟不同于其他商品,有时候即使委托人和拍卖人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技术和能力所限,可能依然存在他们无法掌握的瑕疵(包括真伪)。由于没有法定的鉴定权威,有时候即便拍卖公司认可的专家作出了鉴定,但买受人仍然可以随时找其他专家来对艺术品的真伪提出异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拍卖法》规定拍卖公司必须对拍卖的艺术品保真,那对拍卖公司来说就有些“强人所难”了,而法律的基本原则是“不强人所难”,即法律不能强迫人们承担其无法承担的义务。另一方面,这样的规定会导致竞买人在拍卖前对拍卖人过度信赖,导致把艺术品当成萝卜白菜那样对待,而拍卖成交后又可能由于对艺术品的真伪存在异议而引发诉讼纠纷。可见,这样的制度安排非常不利于交易的稳定,最终会因交易成本太高而使整个艺术品拍卖制度失效。因此,《拍卖法》必须赋予拍卖公司一个例外的权利,也就是《拍卖法》第61条第2款的规定,即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真伪或者品质瑕疵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但是法律的基本精神是“权利与义务对等”,即没有无义务之权利,也没有无权利之义务。如果拍卖法仅仅授予拍卖公司“声明不保证”的权利,而拍卖公司不需要为享受该权利履行任何义务,则该权利就成了“特权”,其合理性将不复存在。因此,《拍卖法》又规定了“公告义务与展示义务”来对应这一权利,要求拍卖人应当于拍卖日的七日前发布拍卖公告,拍卖人应当在拍卖前展示拍卖标的,并提供查看拍卖标的的条件及有关资料,且拍卖人应当保证竞买人获得亲自了解标的机会和权利。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拍卖法》在立法时,实际上是在拍卖人与竞买人之间做了权衡的:把了解艺术品真伪的义务配置给拍卖人还是配置给竞买人呢?配置给拍卖人的弊端很明显:一是不能做到百分之百保真,二是容易使竞买人产生过度依赖;三是会导致更多纠纷。最终的结果是交易安全无法保障,买家的权益最终会受到更大的伤害。如果把了解标的真伪的义务配置竞买人,情况就不一样了:一是竞买人可以找自己信得过的鉴定人来鉴定,事后不宜再因真伪异议而产生纠纷,交易结果比较稳定;二是如果竞买人不放心,可以通过谨慎竞价或不竞价来保护自己。但是,在拍卖实践中,“声明不保证”的权利经常被滥用,即有些拍卖机构不尽鉴定义务,甚至滥用这一权利来“知假拍假”。因此,《拍卖法》的这一规定仍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



2013年6月,作家莫言书法集《莫言书迹》的编者张方明在网络上公开声明,各拍卖公司上拍的莫言书法作品多为赝品,因为作品的原件已为其个人收藏。图为张方明指出的赝品之一。



境外拍卖活动的保真制度


我国《拍卖法》确定的瑕疵担保责任备受公众诟病,不少人认为,拍卖法中“声明不保证”的免责条款完全是站在拍卖人角度设置的“霸王条款”,这对买受人而言极不合理,导致买受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拍卖法》的保护。在谈论这个话题时,还有人认为国外的拍卖公司对拍品是承担保真责任的,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目前,除了中国大陆外,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或地区都没有专门的《拍卖法》,包括中国香港也没有《拍卖法》。在那些地方,艺术品拍卖活动主要依据的是拍卖公司单方面制定的拍卖规则,这些规则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演变和完善,成为了被参与拍卖活动的各方广为接受的行业惯例。在艺术品拍卖瑕疵担保责任的制度设计方面,香港苏富比和香港佳士得没有太大区别,这里仅以香港佳士得的拍卖规则为例来进行介绍和分析。


首先,拍卖行对拍品真伪只做有条件的保证,而且这些条件相当繁琐和复杂,包括:(1)拍卖行提供真品保证的时间是五年,超过此期限,拍卖行将不再提供真品保证;(2)拍卖行只会对拍卖目录描述第一行(标题)以大楷字体注明的资料作出真品保证,除了标题中显示的资料,拍卖行不对任何标题外的资料(包括标题外的大楷字体注明)作出任何保证;(3)真品保证不适用于有保留标题或有保留的部分标题;(4)真品保证适用于被拍卖会通告修订后的标题;(5)真品保证不适用于在拍卖后,学术发展导致被普遍接受的学者或专家意见有所改变。此保证也不适用于在拍卖日时,标题合乎被普遍接受的学者或专家的意见,或标题指出意见冲突的地方;(6)如果拍卖品只有通过科学鉴定方法才能鉴定出不是真品,而在拍卖行公开图录之日,该科学方法还未存在或者未被普遍接受,或者价格太昂贵或不实际,或者可能损坏拍卖品,则真品保证不适用;(7)真品保证仅用于拍卖品在拍卖时由拍卖行发出之发票之原本买方,且仅在原本买方在拍卖日与申索之日持续拥有该拍卖品才适用,保证中的利益不可以转让;(8)要申索真品保证的权利,买方必须:①在拍卖日后五年内向拍卖行提供书面的申索通知并提供详情,包括完整的佐证证据;②拍卖行有权要求买方提供拍卖行及买方事先同意在此拍卖品领域被认可的两位专家的书面意见,确认该拍卖品不是真品。如果拍卖行有任何疑问,拍卖行将保留自己支付费用获取更多意见的权利,及③自费交回与拍卖时状况相同的拍卖品给拍卖行。(9)买方在该真品保证下唯一的权利就是取消该项拍卖及取回已付的购买款项。在任何情况下拍卖行不须支付买受人超过其已经向拍卖行支付的购买款项,同时拍卖行也无须对任何利润或者经营损失、商机或价值损失、预期存款或利息、成本、赔偿金或其他赔偿或支出承担责任。


其次,拍卖行对拍卖标的描述不构成担保。拍卖行在拍卖目录中对任何拍卖品的描述,拍卖品状况报告及其他陈述(不管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包括拍卖品性质或状况、艺术家、时期、材料、概略尺寸或来源均属于拍卖行意见之表述,而不应被作为事实之陈述。拍卖行不像专业的历史学家及学者那样进行深入的研究,所有尺寸及重量仅为粗略估计。除了规则中的拍品保证或另有约定外,拍卖行不对拍卖品的性质提供任何保证。拍卖行、拍卖行的代理人或雇员,对任何拍卖品做出的任何陈述,或资料的提供,均不作为任何保证。在法律允许的最大程度下,所有由法律附加的保证及其他条款,均被排除在本协议外。


第三,所有拍品均为现状出售。拍卖会上的拍卖品状况可能因年代、先前损坏、修复、修理及损耗等因素而差异甚大,其性质即意味着几乎不可能处于完美的状况。拍卖品是按照其在拍卖之时的情况“现状”出售,而不包括拍卖行或委托人的任何陈述或保证或对于状况的任何形式的责任承担。


第四,竞买人有义务在拍卖之前查验拍卖品。如果竞买人计划竞买,应亲自或通过具有专业知识之代表进行检视,以确保接受拍卖品描述及状况。拍卖行建议竞买人从专业人士或其他专业顾问那里索取意见。


最后,通过目录编列方法之说明来排除拍卖行的责任。即在图录中的用语均有特定的含义。比如“认为是×××的作品”的意思是该作品大概全部或部分是艺术家之创作;再比如“×××时期”的意思是指某作品属于该艺术家某个时期之创作,并且反映了该艺术家之影响,但类似的表述其实都不属于“真品承诺”。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在国际艺术品拍卖中,从来就没有无条件的保真,拍卖行在瑕疵担保方面承担的责任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与我国的《拍卖法》相比,这些通行的规则还是有不少可借鉴之处的。《拍卖法》之所以屡遭诟病,正在于其“非此即彼”的制度设计,即一方面要求拍卖人与委托人承担瑕疵披露义务,另一方面又赋予拍卖人“声明不保证”的免责权利。而对这两个极端之间的许多中间形态缺乏规定,因此操作性非常差。国际大拍卖公司的拍卖规则正是考虑到了各种情况,做了诸多的保证方式来满足不同的保证需要。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在修订《拍卖法》时予以学习和借鉴。



《BlueEyes》,莫迪里阿尼1917年作。


《Portrait of a Woman》,伪画高手ElmyrdeHory仿《BlueEyes》而作。



两个艺术品鉴定典型案例


艺术品收藏投资活动中与鉴定有关的案例很多,尤其是一些司法诉讼案例,集中反映了艺术品鉴定中存在的诸多症结,这里仅举“炮打司令部案”和“池塘案”供艺术品投资者借鉴参考。


“炮打司令部”案


这是目前能收集到的最早的与艺术品收藏投资有关的司法案例,它也是最早涉及艺术品真伪鉴定的典型案例。涉案标的是一张毛泽东肖像水墨画,标题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因此这个案例被人们称为“炮打司令部案”,又被称为“收藏拍卖第一案”。


1992年12月,上海朵云轩画店和香港永成古玩拍卖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书。双方约定于1993年3月(春季)和9月(秋季)在香港联合主办近代中国书画拍卖会。在这次拍卖中,香港公民赵某委托了一幅署名吴冠中的毛泽东肖像画。画的右上角起首竖体草字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毛泽东”,左下角落款竖体草字为“吴冠中画于工艺美院 一九六二年”。吴冠中获悉后,认为该作品为伪作,于是委托他人向有关部门反映,希望设法制止这类不法行为。上海市文化管理处通知上海朵云轩“如确系伪作,须迅速撤下,停止拍卖,并请将核查情况上报我处。”上海朵云轩答复:该画非朵云轩提供,系香港永成公司在香港接受委托作品;拍卖在香港举行并由香港法人主持,决定权在永成公司;一定转告上级意见及作者要求,尽力说服永成公司撤下该作品。永成公司接到上海朵云轩转告的通知和意见后,当即请香港有关专家对此作品进行了认真鉴定,从作品的创作特点、纸质、墨色、题款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伪作的理由不能成立,同时确认此作品创作于1966年而非1962年,并决定继续拍卖。最终,该画以52.8万港元成交,据说买家是一位台湾商人。


吴冠中得知后,以朵云轩与香港永成公司的行为侵犯了其著作权为由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两被告为其公开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将非法所得52.8万元港币退补原告,并赔偿名誉损失费人民币100万元。此案一波三折,一打就是三年。诉讼期间,公安部第二研究处对系争之画的落款字迹进行了鉴定,结论为此落款不是吴冠中亲笔所写。


1995年9月28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一审判决。法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证明,本案系争的毛泽东肖像画,落款非原告吴冠中署名,是一幅假冒吴冠中署名的美术作品。朵云轩、香港永成公司联合拍卖假冒吴冠中署名的美术作品的行为,共同严重侵犯了吴冠中的著作权,应停止侵害。判令两被告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上载文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共同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7.3万元。


判决后,上海朵云轩不服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1996年3月1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的第一、第二项,而将上海二中院判决的第三项“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73000元”改为“上海朵云轩、香港永成古玩拍卖有限公司共同赔偿吴冠中损失人民币73000元”,其中上海朵云轩赔偿27000元,香港永成公司赔偿46000元。


这场官司在法学界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大家关注的是司法判决对侵权性质的认定是否正确,即被告行为是侵犯了吴冠中的姓名权还是著作权。一种观点认为是侵犯了著作权,因为著作权法规定禁止“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侵犯著作权,因为侵犯著作权的前提是“有作品”。


判决后,朵云轩坚决不向吴冠中公开道歉,也拒绝向社会声明所拍是假画。最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1996年9月10日在《人民日报》及《光明日报》登载了公告,宣布此案经过与结果。



左:《双松》,吴冠中1988年作,北京保利2011年春季拍卖会上拍,成交价1322.5万元。

右:在香港佳士得举行的2009春季拍卖会上,一幅署名为吴冠中的国画《松树》以158万港元成交。在此之前,新加坡好藏之美术馆曾受吴冠中本人的委托公开声明,此画是仿吴冠中1988年《双松》而制的一件伪作。


“池塘”拍卖合同纠纷案


在北京瀚海拍卖公司“2005秋季油画雕塑拍卖会”上,上海的苏女士作为竞买人看中了一幅吴冠中的油画《池塘》。《拍卖图录》对这一作品的介绍说明是:画于1972年,时年53岁。十年后,他又将此画修改一下,并在画上题写“抽暇改老画,好似故地重游。一九八二年。


和当时的许多企业家一样,苏女士也是在股市、楼市不景气的时候开始进入艺术品市场。参加这场拍卖会时,她进入艺术品市场才四个月。她发现,此前拍卖的吴冠中画作,小的都要400多万,而《池塘》这张油画很大,尺寸是90×60cm,起价才180万,价格很便宜。在没有太大竞争的情况下,她很幸运地“捡了个漏”,以230万元的价格拍到这幅画。加上拍卖行收的23万佣金,她一共付出了253万元。更让苏女士高兴的是,这幅画买回来刚半年,就有拍卖行找到她,说吴冠中的画大幅升值,建议她出手。她还把此画提供给拍卖行做了拍卖手册的封面。没想到,对方看到画以后说这幅画有问题。2008年7月,苏女士请吴冠中对《池塘》进行鉴定,后者认定该画系伪作。


在与拍卖公司交涉无效的情况下,苏女士将委托人和拍卖公司诉到法院,要求判决返还拍卖款及佣金等费用。法院经审理认为:在不能证实拍卖公司及委托人事先应知晓诉争拍品系伪作的情况下,拍卖公司在拍卖交易中就诉争拍品的真伪瑕疵作出了原告应当知晓的免责声明,并通过法律规定的拍卖展示程序有效保障了原告能够在竞买前充分了解诉争拍品的现实状况,且在对诉争拍品的介绍中亦未采用足以推翻免责声明的真确性描述或虚假宣传。为此,此案中拍卖公司针对诉争拍品真伪瑕疵所作出的免责声明应当具备拍卖法所规定的效力。而原告在知晓该免责声明并且在竞买前能够充分了解诉争拍品实际状况的情况下,参与竞买并因最高叫价而成为诉争拍品的最终买受人,系其自主决定参与拍卖交易并自主作出选择所产生的结果。固然有可能因诉争拍品系伪作而遭受损失,但亦属艺术品拍卖所特有的现实正常交易风险,原告在作出竞买选择之时亦应同时承担此种风险。原告基于诉争拍品系伪作,认为在拍卖交易中存在欺诈、重大误解且显失公平之事由,要求撤销拍卖合同的连带返还拍卖价款及佣金等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2008年12月1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9年12月18日,该案终审宣判,维持原判。



左上:2006年7月,吴冠中在《池塘》画框玻璃上亲笔写下此画系伪作的鉴定结论。
左下:2008年10月15日,北京市一中院开庭审理了“池塘”拍卖合同纠纷案。
右:画家吴冠中亲自鉴定系伪作的《池塘》



两案的比较分析


“炮打司令部案”与“池塘案”是我国近20余年来艺术品收藏投资市场上的两个最具典型意义的案件。几乎涉及到文物艺术品鉴定中的所有核心问题,是研究艺术品真伪鉴定问题时无法逾越的“活标本”。


这两个案件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首先,两起案件有多个共同点:涉讼作品均署名为“吴冠中”,都源于原告的“伪作”主张,争议焦点都是作品真伪,都涉及到艺术品的鉴定问题,被告都是拍卖公司,都经过了一审和上诉审,判决中均回避了对作品真伪的认定。


两起案件也存在诸多不同之处:原告身份方面,一个是艺术家,一个是买受人;发生时间上,一个是《拍卖法》实施之前,一个是《拍卖法》实施之后;案件性质上,一个涉及著作权,一个涉及财产权;鉴定方面,一个是刑事司法鉴定机构的笔迹鉴定(被采纳)、一个是艺术家本人的艺术鉴定(未采纳);判决结果方面,一个案件胜诉,一个案件败诉;法院审理的思路方面,一个是署名真伪,一个是程序瑕疵;艺术家的角色方面,一个是当事人,一个是证人或鉴定人;拍卖公司的态度方面,一个坚持保真,一个声明不保真。


从这两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归纳出艺术品收藏投资中的注意事项:首先,艺术品收藏投资不同于股市、房地产投资,“打铁还需自身硬”,收藏投资者要努力提高自身的艺术品鉴定评估水平。其次,在参加拍卖活动前要充分行使自己了解标的的权利,必要时学会利用专家意见。如果要听艺术家本人的意见,一定要在拍卖前听取,切忌“马后炮”式维权,更莫轻信拍卖公司的宣传和介绍。第三,要慎重对待艺术家的意见和鉴定结论。艺术家无权阻止拍卖进程,除非其提起诉讼采用司法手段,比如,1999年北京翰海“99迎春拍卖会”油画专场上,当拍卖到第6号署名为吴冠中的一幅作品时,吴冠中的委托人在观众席上起身向买家声明,“吴冠中认为这幅画是假的。”但这件“假画”最终仍以22万元人民币落槌成交。第四,要仔细阅读《拍卖规则》和《竞买须知》以及一切自己需要签名的资料和合同文本,尤其对拍卖公司所作的关于拍品真伪的承诺和介绍,要特别注意保存证据。最后,要正确理解法律的规定,尤其是对“声明不保证”条款的理解。这一规定目前确实存在被滥用的情况,必要时要勇于拿起法律武器进行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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